其次，要求立宪活动必须以旨在反映政治社群共识的、非常规的决策规则为基础。
何海波教授的《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判例重新构建了行政诉讼法学体系。[66]前注[48]，蔡小雪、甘文书，第21页。
前者是指这些行为是行政行为，但不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了强化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实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废止了《若干意见》。罗豪才和方世荣教授较早地关注到了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参见前注①，何海波文，第384页。从形式上看，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是《通知》和《批复》。
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行政法律关系在给付行政的公—私二元结构和城市规划行政多元法律关系的释义方面，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在与法理学、民法学的可沟通性方面也有优势。[8]詹瑜璞：《权利异化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二)资本驱动的迁徙自由 封建时代有限的社会迁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普遍的迁徙自由替代。相对于落后保守的封建国家而言，此规定开创了迁徙立法的新纪元，是人类立法史上的伟大进步。这样的迁徙自由是单向度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迁徙。
社会难以产生深厚的容纳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必然迁徙，普遍的偶然迁徙还处于主导地位。
1791年的法国宪法第一次在成文宪法中规定了迁徙自由权。一般来说，自然诱致型迁徙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常态需要而产生。这一规定为通行自由，即商人(敌对国的商人除外)皆可在英国自由出入经营商业。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需要现有体制的平稳转型，建立一体联动下的迁徙差别化管控，这样才能真正在法律上确立。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户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户籍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将民户附着于土地，不允许擅自迁徙，不允许流动，成为朝廷赋税兵役的稳定来源，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我们认为，迁徙自由是公民从某地域流动到其他地域居住、停留、从业和生活的自由。以此作为承载，个体迁徙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1] 可见，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时代，社会中没有出现普遍的社会迁徙动力。
1215大宪章第41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章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尤其是二战以来，人权的国际保护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各国宪法又直接或间接确立了迁徙自由，一些国际性的保护人权的文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也都将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予以确立。
[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世界上最早的迁徙立法，源自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
迁徙能力，一般指的是迁徙目的地的容纳能力。与市场化同步，劳动力的各地迁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表明中国已经随市场驱动而产生了大量的迁徙事实。[17]社会关系发展的必要性造就法律化趋势，但趋势还有待实现。封建社会时代的某些迁徙，更是追求个人生存或实现统治所需要的偶然迁徙。随着劳动力在各个地域之间的不断流动，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户籍管辖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异地教育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等。宪法规范的特点在于高度的纲领性和概括性，代表的是民主政治的趋势。
在西方国家，法律化最集中表现为宪法。同时，迁徙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进而形成其法律化的中国限度。
这种趋势，也逐渐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影响。[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如果没有法律规则的强有力常态保护，权利便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实现。特别是对于人权这样的重要事实来说，更是如此。
[5]究其实质，迁徙自由作为一种人身自由，是人们择业并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社会人们谋求自由发展、追求幸福生活、实现生命价值的现实要求。总之，迁徙自由在我国显然已经有法律化的必要性，但尚未有完全成熟的社会条件。中国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实现迁徙自由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户籍、农民工子女问题等。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由自治城市的发展，迁徙自由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这使人具有一种求利本能。甚至有的地方利用各种既定优势，对周边资源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18]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而社会一旦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断裂，将危及整个社会稳定。
因为市场化不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基本上不流动。应该遵循原则规定，具体对待，立足长久，兼顾暂时的基本原则，即原则上认可迁徙自由，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化对待，规定应重点保障可持续的有效迁徙，兼顾暂时的人口流动，对迁徙度不同的人群进行各异的对应性规则保护。
在社会动力小，容纳能力弱的社会结构里，迁徙自由无法形成常态规模。人的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基础，追寻能够提供生存的物质资源，必然成为人的第一活动。因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均衡是一个常态，客观上就要求根据城市容纳能力决定迁徙的自由度，按照迁徙自由的可行性，确立法律权利，使让迁徙权得以具体实现。[10]《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作为结果，中国的迁徙自由也相应就显得不成熟。具体到中国，不论古代因为追逐利益的自然诱致性迁徙，还是戍边或者如明初政府移植人口等强制推动型迁徙，都可看做是迁徙在当时社会基础上的表现。
因为发展模式具有某些同质类似性，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先发达国家，把迁徙自由确立为宪法中的基本人权。在迁徙自由法律化的过程中，要密切注意法律匹配，即各个法律规则之间要实现高效的叠加匹配。
[6]刘大伟、康健：《迁徙自由的法经济学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这样，迁徙自由就受制于社会的可支付能力。
